2017年03月18日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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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去年旺角暴亂，其中三名被告暴動罪成立，全部判囚3年，是事件中首宗以暴動罪定罪的案件。判刑是輕是重，言人人殊，然而法院今次裁決，與早前的「七警案」，都不約而同向社會發出了清晰信息：暴力就是暴力，不容於文明法治社會，不管施暴者有何目的或「苦衷」，都必須承擔責任。近年香港政治鬥爭激烈，不少人事事政治掛帥，「屁股決定腦袋」，基於政治立場論斷是非，以雙重標準看待敵我行為。今次暴動案和七警案的裁決，正好重新為社會劃下紅線，提醒各界必須向暴力說不，不能以歪理美化包庇。
由七警案到暴亂案
法院為暴力劃紅線
若說「七警案」是七名被告一時衝動而鑄成大錯，今次暴動案三名被告則是因為鹵莽無知而自毀前程，同屬社會悲劇。暴動罪最多可囚10年，今次法院裁定監禁3年，對三名被告都是沉重教訓，有人被迫中斷學業，有人教師夢碎，有人無法照顧家人，令人嘆息。不過法官表明，判刑時已考慮到辯方求情理由，認為案件沒有加刑因素，惟法院必須發出明確信息，不會姑息暴力，令所有人明白參與暴動須付出代價。三名被告當然有權上訴，然而法官認為判刑須具阻嚇力，亦屬合情合理。
辯方認為，今次案件與1990年白石越南難民營暴動案有別，不應參考當年案例以監禁5年為量刑起點。誠然兩案背景雖異，可是至少有兩項要點是共通的：當年船民以尖頭鐵枝等自製武器發動攻擊，今次暴動參與者則是以竹枝和玻璃樽作為攻擊武器，同樣可令人嚴重受傷甚或死亡，况且現場掟樽者眾，大批玻璃樽肯定不是隨手從地上拿起，而是有人刻意將玻璃樽拾來充當武器；另外，當年被打船民困處難民營無法離開現場，今次暴亂案中，警察臨時奉召到場，缺乏防暴裝備，卻因職責所在，不能離開現場，處境同樣艱難。
法官就案件的立論清晰，先論證是否發生了暴亂，再論證三名被告有否參與。法官指出，暴動的核心在於使用暴力，當示威者「把暴力行為付諸實行」，不管有否導致人命傷亡，已構成破壞社會安寧，符合暴動定義，何况當晚參與者明顯用盡全力擲物，意圖令警員嚴重受傷。法官又提到暴動罪的嚴重性，在於暴力行為的集體性，而非着眼個別人士，當群情洶湧，數十人紛紛扔樽，暴力便會失控，故此即使有個別暴動參與者沒有親手扔樽，惟只要有份向警方防線推進，協助集體暴力的行使，也屬共同犯罪。法官聽取供辭證據，認為三名被告辯稱沒有參與暴動，只是旁觀者云云，完全站不住腳，因為真正的旁觀者不可能跑到馬路中心，論證過程頗見嚴謹。法官判刑時首次以「暴徒」稱呼三名被告，只是有碗話碗有碟話碟。
不重事實只講立場
輕言暴政藉口危險
今次暴動案判囚的重要性，在於為社會重新樹立標桿，強調法治社會不容為暴力找藉口。法官表明，就算被告不是因為個人利益，而是為小販發聲，表達對政府不滿，但「暴力就是暴力」，不會因為施襲者的目的而改變，正是一記當頭棒喝，情形一如「七警案」中，七名被告不能以應付示威身心俱疲壓力巨大，作為濫用暴力的託辭。近年香港政治鬥爭激烈，很多人不重事實只講立場，看待事情雙重標準，自圓其說的歪理比比皆是，以至有些人在今次裁決後，仍在試圖為旺角暴亂參與者開脫，質疑暴力是政府「逼出來」的。不滿政府是一回事，暴力傷害他人又是另一回事。人人都有自由意志，是否使用暴力與人無尤，無論是七警還是暴動者都不可能以「被迫」為藉口。
本年初高院處理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玻璃門上訴案時，特別提到上訴方「輕言暴政正在形成」、「民眾有權抗暴」，很易淪為濫用暴力的藉口，觀點不能接受。今次主審法官強調「暴力就是暴力」，可謂異曲同工。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有法律界人士從政治角度提出裁定「一定有寒蟬效應」，可能影響日後市民參與示威的決定，認為案件顯示「參與和平示威都有風險，有時示威會演變成非法集結甚至暴亂」云云。如斯說法，邏輯奇怪，畢竟由和平示威發展到非法集結和暴亂，總有一段過程，警員也必然先向非法集結者作出警告，過程中每名示威者都有自由意志，選擇留下參與，還是盡快離開，萬一發生暴亂，也可選擇躲到一旁，而非跑到馬路中心參與其中。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指出，法院一向嚴肅對待暴力，「不論是七警打示威者，還是示威者向警察擲物，其實法院是很一致的」。有本土派竟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譬喻旺角暴亂案的被告，是徹頭徹尾美化暴力，十分危險。晚清是封建帝制社會，現今香港儘管未能享有全面民主，惟至少是文明法治社會，單是背景已不可能相提並論。但願今次判刑，能再次提醒社會大眾，暴力只會帶來不幸。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由七警案到暴亂案
法院為暴力劃紅線
若說「七警案」是七名被告一時衝動而鑄成大錯，今次暴動案三名被告則是因為鹵莽無知而自毀前程，同屬社會悲劇。暴動罪最多可囚10年，今次法院裁定監禁3年，對三名被告都是沉重教訓，有人被迫中斷學業，有人教師夢碎，有人無法照顧家人，令人嘆息。不過法官表明，判刑時已考慮到辯方求情理由，認為案件沒有加刑因素，惟法院必須發出明確信息，不會姑息暴力，令所有人明白參與暴動須付出代價。三名被告當然有權上訴，然而法官認為判刑須具阻嚇力，亦屬合情合理。
辯方認為，今次案件與1990年白石越南難民營暴動案有別，不應參考當年案例以監禁5年為量刑起點。誠然兩案背景雖異，可是至少有兩項要點是共通的：當年船民以尖頭鐵枝等自製武器發動攻擊，今次暴動參與者則是以竹枝和玻璃樽作為攻擊武器，同樣可令人嚴重受傷甚或死亡，况且現場掟樽者眾，大批玻璃樽肯定不是隨手從地上拿起，而是有人刻意將玻璃樽拾來充當武器；另外，當年被打船民困處難民營無法離開現場，今次暴亂案中，警察臨時奉召到場，缺乏防暴裝備，卻因職責所在，不能離開現場，處境同樣艱難。
法官就案件的立論清晰，先論證是否發生了暴亂，再論證三名被告有否參與。法官指出，暴動的核心在於使用暴力，當示威者「把暴力行為付諸實行」，不管有否導致人命傷亡，已構成破壞社會安寧，符合暴動定義，何况當晚參與者明顯用盡全力擲物，意圖令警員嚴重受傷。法官又提到暴動罪的嚴重性，在於暴力行為的集體性，而非着眼個別人士，當群情洶湧，數十人紛紛扔樽，暴力便會失控，故此即使有個別暴動參與者沒有親手扔樽，惟只要有份向警方防線推進，協助集體暴力的行使，也屬共同犯罪。法官聽取供辭證據，認為三名被告辯稱沒有參與暴動，只是旁觀者云云，完全站不住腳，因為真正的旁觀者不可能跑到馬路中心，論證過程頗見嚴謹。法官判刑時首次以「暴徒」稱呼三名被告，只是有碗話碗有碟話碟。
不重事實只講立場
輕言暴政藉口危險
今次暴動案判囚的重要性，在於為社會重新樹立標桿，強調法治社會不容為暴力找藉口。法官表明，就算被告不是因為個人利益，而是為小販發聲，表達對政府不滿，但「暴力就是暴力」，不會因為施襲者的目的而改變，正是一記當頭棒喝，情形一如「七警案」中，七名被告不能以應付示威身心俱疲壓力巨大，作為濫用暴力的託辭。近年香港政治鬥爭激烈，很多人不重事實只講立場，看待事情雙重標準，自圓其說的歪理比比皆是，以至有些人在今次裁決後，仍在試圖為旺角暴亂參與者開脫，質疑暴力是政府「逼出來」的。不滿政府是一回事，暴力傷害他人又是另一回事。人人都有自由意志，是否使用暴力與人無尤，無論是七警還是暴動者都不可能以「被迫」為藉口。
本年初高院處理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玻璃門上訴案時，特別提到上訴方「輕言暴政正在形成」、「民眾有權抗暴」，很易淪為濫用暴力的藉口，觀點不能接受。今次主審法官強調「暴力就是暴力」，可謂異曲同工。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有法律界人士從政治角度提出裁定「一定有寒蟬效應」，可能影響日後市民參與示威的決定，認為案件顯示「參與和平示威都有風險，有時示威會演變成非法集結甚至暴亂」云云。如斯說法，邏輯奇怪，畢竟由和平示威發展到非法集結和暴亂，總有一段過程，警員也必然先向非法集結者作出警告，過程中每名示威者都有自由意志，選擇留下參與，還是盡快離開，萬一發生暴亂，也可選擇躲到一旁，而非跑到馬路中心參與其中。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指出，法院一向嚴肅對待暴力，「不論是七警打示威者，還是示威者向警察擲物，其實法院是很一致的」。有本土派竟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譬喻旺角暴亂案的被告，是徹頭徹尾美化暴力，十分危險。晚清是封建帝制社會，現今香港儘管未能享有全面民主，惟至少是文明法治社會，單是背景已不可能相提並論。但願今次判刑，能再次提醒社會大眾，暴力只會帶來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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