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2月03日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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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筆者去年在此撰文時曾提及泛民在來屆立法會選舉的角色。但若更嚴謹地討論的話，「泛民」這個詞彙的語意其實有欠完整。
簡單而言，「泛民」泛的程度到底有多廣，其實並無清晰的界定。按一般人的理解，「泛民」指的是所有支持民主和反對建制派的政黨和組織，它雖無固定的組織框架，但在多年的政治操作中，例如在過往的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在立法會審議法案和進行議會抗爭、社會抗爭等政治活動中，始終形成了一些不明文的規範和行事方式。然而，若把所有反對建制派的政黨和組織也歸納為「泛民」，並觀察它們的政治行為的話，雖可得到不少表面上合理的解釋，但所得出的結論其實有欠精確，其解釋力也無形中遭到削弱。
新興團體應否納入「泛民」？
在雨傘運動後，這個情况更為明顯。各個金鐘系「傘兵」參政團體、青年新政和本土派獨立參政人士等陸續出現。這些團體或人士雖然支持民主和反對建制派，但並不欲受制於傳統「泛民」的規範。他們甚至不希望被標籤為「傘兵」（尤本土派）。究竟這些團體或人士應否被納入為「泛民」的範圍？直到目前為止，這個議題仍然非常爭議。在學術上，這仍有待觀察。在政治行動上，若然應該的話，「泛民」的光譜固然更為廣闊，但傳統「泛民」與各新興支持民主的政治組織和本土派獨立參政人士會否彼此尊重和聆聽對方的話，實在惹人疑竇。如做不到彼此尊重和聆聽對方的話，新形「泛民」可謂是名存實亡。若然不應該的話，他們又有可能形同陌路人，甚至是政敵。
未見泛民大黨幫忙 怎能要求真誠協作？
學者陳健民曾在〈新生政治力量〉（刊1月25日《明報》）一文指，各新興支持民主的政治組織和參政人士最好效法台灣新興政治組織時代力量般與傳統大黨民進黨協作，若不然的話，他們便「須細心論證為何要參選立法會並如何在議會中發揮關鍵作用」。但事實上，公民參選是《基本法》賦予的權利。所以無論參選人的政見如何，只要他們符合參選資格，他們也不應被剝奪參選的機會。這亦是和平佔中運動的初衷。而且，台灣和香港的情况亦不能直接類比。時代力量雖挾太陽花學運的威勢，但始終缺乏資金和參選經驗。在這情况下，民進黨主動提供援助，形成圍堵國民黨之勢（雖然國民黨敗象早呈），時代力量亦沒有千篇一律地只打太陽花學運一張牌，綜合各種因素下才在立委選戰中取得5席。而台灣大選後，時代力量會否如選舉前般馴服於民進黨，尚待觀察。在香港，各新興支持民主政治組織和參政人士同樣地缺乏資金和參選經驗，但到目前為止，筆者也未曾看到傳統泛民大黨對他們提供過任何實質性的幫忙，哪又怎能要求他們要與傳統泛民大黨真誠地協作呢？
筆者雖無法百分百確定陳健民的擔憂，但明眼人也能看見，各新興支持民主的政治組織和參政人士一旦自成一家地參選，「泛民」便會面對兩路的夾擊。在選情愈趨緊張的情况下，「泛民」不希望「培養」出多一路敵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正如筆者在〈泛民須正視中共配票狙擊〉（刊2015年6月24日《明報》）一文所指，本土建制派將會是「泛民」的重要威脅。而筆者認為，這些新興支持民主的政治組織和參政人士正好是與本土建制派對撼的選擇，「泛民」可主動聯同他們對付共同的敵人。至於這種聯盟最後能否形成，那便要視乎「泛民」中人到底是否有諸葛亮主動聯同東吳抗曹魏的智慧了。
（作者按：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不反映機構立場）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簡單而言，「泛民」泛的程度到底有多廣，其實並無清晰的界定。按一般人的理解，「泛民」指的是所有支持民主和反對建制派的政黨和組織，它雖無固定的組織框架，但在多年的政治操作中，例如在過往的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在立法會審議法案和進行議會抗爭、社會抗爭等政治活動中，始終形成了一些不明文的規範和行事方式。然而，若把所有反對建制派的政黨和組織也歸納為「泛民」，並觀察它們的政治行為的話，雖可得到不少表面上合理的解釋，但所得出的結論其實有欠精確，其解釋力也無形中遭到削弱。
新興團體應否納入「泛民」？
在雨傘運動後，這個情况更為明顯。各個金鐘系「傘兵」參政團體、青年新政和本土派獨立參政人士等陸續出現。這些團體或人士雖然支持民主和反對建制派，但並不欲受制於傳統「泛民」的規範。他們甚至不希望被標籤為「傘兵」（尤本土派）。究竟這些團體或人士應否被納入為「泛民」的範圍？直到目前為止，這個議題仍然非常爭議。在學術上，這仍有待觀察。在政治行動上，若然應該的話，「泛民」的光譜固然更為廣闊，但傳統「泛民」與各新興支持民主的政治組織和本土派獨立參政人士會否彼此尊重和聆聽對方的話，實在惹人疑竇。如做不到彼此尊重和聆聽對方的話，新形「泛民」可謂是名存實亡。若然不應該的話，他們又有可能形同陌路人，甚至是政敵。
未見泛民大黨幫忙 怎能要求真誠協作？
學者陳健民曾在〈新生政治力量〉（刊1月25日《明報》）一文指，各新興支持民主的政治組織和參政人士最好效法台灣新興政治組織時代力量般與傳統大黨民進黨協作，若不然的話，他們便「須細心論證為何要參選立法會並如何在議會中發揮關鍵作用」。但事實上，公民參選是《基本法》賦予的權利。所以無論參選人的政見如何，只要他們符合參選資格，他們也不應被剝奪參選的機會。這亦是和平佔中運動的初衷。而且，台灣和香港的情况亦不能直接類比。時代力量雖挾太陽花學運的威勢，但始終缺乏資金和參選經驗。在這情况下，民進黨主動提供援助，形成圍堵國民黨之勢（雖然國民黨敗象早呈），時代力量亦沒有千篇一律地只打太陽花學運一張牌，綜合各種因素下才在立委選戰中取得5席。而台灣大選後，時代力量會否如選舉前般馴服於民進黨，尚待觀察。在香港，各新興支持民主政治組織和參政人士同樣地缺乏資金和參選經驗，但到目前為止，筆者也未曾看到傳統泛民大黨對他們提供過任何實質性的幫忙，哪又怎能要求他們要與傳統泛民大黨真誠地協作呢？
筆者雖無法百分百確定陳健民的擔憂，但明眼人也能看見，各新興支持民主的政治組織和參政人士一旦自成一家地參選，「泛民」便會面對兩路的夾擊。在選情愈趨緊張的情况下，「泛民」不希望「培養」出多一路敵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正如筆者在〈泛民須正視中共配票狙擊〉（刊2015年6月24日《明報》）一文所指，本土建制派將會是「泛民」的重要威脅。而筆者認為，這些新興支持民主的政治組織和參政人士正好是與本土建制派對撼的選擇，「泛民」可主動聯同他們對付共同的敵人。至於這種聯盟最後能否形成，那便要視乎「泛民」中人到底是否有諸葛亮主動聯同東吳抗曹魏的智慧了。
（作者按：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不反映機構立場）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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