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08日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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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近兩年來，很多政客和評論員都慨嘆香港社會正在撕裂當中。在公共領域中，這種社會撕裂的印象來自於被視為極端意見的聲音愈來愈響亮、政治辯論中愈來愈多措辭強烈（但往往不太講道理）的言論、社會動員與反動員之間的衝突、所謂溫和民主派和開明建制派在各自的派別中失去主導地位等等。
如果我們看民調數據，是否也可以看到社會撕裂的趨勢？在民意研究中，這是民意兩極化（opinion polarization）的課題。在香港，一些政治人物或評論員有時也會將某些民調結果和兩極化或社會撕裂拉上關係。最常聽到的就是把民調中正反意見數量相等看成一種民意兩極化的現象，如5、6月政改爭論期間，民調顯示支持和反對政改的市民比例相若，一些論者就指民調結果顯示社會在政改問題上嚴重撕裂。
正反意見平手 不等同兩極化
不過，把正反意見平手等同於兩極化其實是錯誤的。一個社會有大概五成男性五成女性，不等於男女之間有什麼兩極化或撕裂。世界上大部分相對穩定的兩黨制民主國家，兩個主要政黨的基本支持度也往往接近於50-50，這也不代表這些國家長期處於撕裂的狀態。一個社會是否兩極化，不完全取決於雙方的比例，更重要的是雙方之間的距離和對對方的態度。用技術性語言來說，看民意在一個問題上是否兩極化，除了要留意民意分佈在該問題上是否呈現雙峰性（bimodality），也要看民意是否高度分散（dispersion）。而民意是否高度分散，簡單點說，就取決於有多少人會在一個問題上站在兩個極端或靠近極端的位置。這也正是兩極化的字面意義。
我們可以用附表的數據來作更具體的解釋，同時展示香港民意是否有兩極化的趨勢。數據來自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網站，題目是市民是否滿意香港特區政府的表現。題目以5點量表來測量市民意見，量表的兩端是「非常滿意」和「非常不滿意」兩個答案。2003年香港經濟低迷，又有沙士疫症、國家安全法立法爭議，和其後的七一大遊行。當年，有約五分一香港市民非常不滿意特區政府的表現，非常滿意特區政府的只有約1%至2%。相比之下，到了2014年下半年和2015年，非常不滿意特區政府的比例較2003年時更高，不過，同一時間，非常滿意特區政府表現的市民比例亦比2003年的時候高。非常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比例同時上升，就顯示了過去兩年間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態度較2003年的時候兩極化。
為作進一步分析，筆者計算了一個兩極化程度指數，數值為兩個極端答案的總比例乘以兩個極端答案的分佈平均度之後的平方根（註）。數值愈大，兩極化程度愈高。以附表中2003年上半年的數據為例，兩個極端答案的總比例為19.7。分佈平均度，以筆者的方式計算為2.2。相乘之後開方，兩極化程度為6.6。
筆者以同樣的公式計算出2004到2015年間市民對特區政府表現滿意度的兩極化程度。如附圖顯示，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滿意度的兩極化程度在2004年後有所下降，然後在2008年開始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大。可以說，由2003至2011年，兩極化指標只在窄幅上落。但踏入2012年，兩極化指標有顯著的上升趨勢。指數先由2012年上半年的9.1上升至2013年下半年的12.9，再到2014年下半年的16.5以及2015年上半年的18.3。
政府面對民憤不讓步 或致民意兩極化
另外，筆者再參照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計算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信任程度的兩極化程度。附圖顯示，信任程度的兩極化程度在過去十多年來的變化和趨勢，跟表現滿意度的兩極化程度的變化和趨勢高度相似。
附圖說明了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態度的確有兩極化的趨向，但該些數字本身不能直接證明兩極化的原因。近年有不少傳播學者討論新媒體會否導致民意兩極化，原因是在互聯網上，媒體渠道分散，而且大部分新興的網媒都有清晰的政治立場，不太講究客觀中立。於是，在新媒體環境中，民眾更容易選擇性地接收資訊，甚至將自己置身於「迴音廊」內，聽不見不同的聲音。結果是既有的意見被強化，雙方愈走愈遠。在香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也許也有這方面的影響，但那需要更多研究材料和篇幅作分析。
不過，附圖顯示民意兩極化的趨勢是在2012年開始才變得明顯。所以，新媒體的發展就算有影響，也應該不是近年民意兩極化的主因。相比之下，近年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應對民意的方式更可能是導致民意兩極化更重要的因素。過去幾年，由發展局長陳茂波醜聞纏身但仍拒絕下台，到港視發牌爭議，再到雨傘運動和政制改革，特區政府多次在面對極大反對聲音或民憤爆發時不作任何讓步，在過程中甚至無視或扭曲既有制度的原則和規範，如將會議的保密原則理解為不需要向大眾提供決定背後的任何理據。廣義的建制力量則配合在社會上進行反動員。本來，社會上有動員和反動員是正常的，但負責建制反動員的領袖和參與者質素不高，其言論和行徑有時甚至會違反基本事實和常識。當然，就算是反智的反動員，仍然可以起鞏固支持者的作用，但同時也必定會引發對方更大程度的憤慨，甚至使對方採取更激烈的行動，整體結果是講事實講道理的空間被扼殺，兩極化程度急升，甚至形成惡性循環。
要完全停止社會繼續各走極端不一定容易，但第一步是什麼，理論上答案應是很簡單的。如果香港的現狀是因「壓迫力愈大，反抗力愈大」而造成的話，那麼政權是否願意改變管治策略，是否願意尊重反對聲音以及接受既有制度和規範的約束，就是能否緩解社會撕裂的關鍵的第一步。
註：該指數的算式為√（(E1+E2)×((E1+E2) -∣E1-E2∣)），其中E1和E2代表兩個極端答案的百分比。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如果我們看民調數據，是否也可以看到社會撕裂的趨勢？在民意研究中，這是民意兩極化（opinion polarization）的課題。在香港，一些政治人物或評論員有時也會將某些民調結果和兩極化或社會撕裂拉上關係。最常聽到的就是把民調中正反意見數量相等看成一種民意兩極化的現象，如5、6月政改爭論期間，民調顯示支持和反對政改的市民比例相若，一些論者就指民調結果顯示社會在政改問題上嚴重撕裂。
正反意見平手 不等同兩極化
不過，把正反意見平手等同於兩極化其實是錯誤的。一個社會有大概五成男性五成女性，不等於男女之間有什麼兩極化或撕裂。世界上大部分相對穩定的兩黨制民主國家，兩個主要政黨的基本支持度也往往接近於50-50，這也不代表這些國家長期處於撕裂的狀態。一個社會是否兩極化，不完全取決於雙方的比例，更重要的是雙方之間的距離和對對方的態度。用技術性語言來說，看民意在一個問題上是否兩極化，除了要留意民意分佈在該問題上是否呈現雙峰性（bimodality），也要看民意是否高度分散（dispersion）。而民意是否高度分散，簡單點說，就取決於有多少人會在一個問題上站在兩個極端或靠近極端的位置。這也正是兩極化的字面意義。
我們可以用附表的數據來作更具體的解釋，同時展示香港民意是否有兩極化的趨勢。數據來自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網站，題目是市民是否滿意香港特區政府的表現。題目以5點量表來測量市民意見，量表的兩端是「非常滿意」和「非常不滿意」兩個答案。2003年香港經濟低迷，又有沙士疫症、國家安全法立法爭議，和其後的七一大遊行。當年，有約五分一香港市民非常不滿意特區政府的表現，非常滿意特區政府的只有約1%至2%。相比之下，到了2014年下半年和2015年，非常不滿意特區政府的比例較2003年時更高，不過，同一時間，非常滿意特區政府表現的市民比例亦比2003年的時候高。非常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比例同時上升，就顯示了過去兩年間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態度較2003年的時候兩極化。
為作進一步分析，筆者計算了一個兩極化程度指數，數值為兩個極端答案的總比例乘以兩個極端答案的分佈平均度之後的平方根（註）。數值愈大，兩極化程度愈高。以附表中2003年上半年的數據為例，兩個極端答案的總比例為19.7。分佈平均度，以筆者的方式計算為2.2。相乘之後開方，兩極化程度為6.6。
筆者以同樣的公式計算出2004到2015年間市民對特區政府表現滿意度的兩極化程度。如附圖顯示，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滿意度的兩極化程度在2004年後有所下降，然後在2008年開始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大。可以說，由2003至2011年，兩極化指標只在窄幅上落。但踏入2012年，兩極化指標有顯著的上升趨勢。指數先由2012年上半年的9.1上升至2013年下半年的12.9，再到2014年下半年的16.5以及2015年上半年的18.3。
政府面對民憤不讓步 或致民意兩極化
另外，筆者再參照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計算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信任程度的兩極化程度。附圖顯示，信任程度的兩極化程度在過去十多年來的變化和趨勢，跟表現滿意度的兩極化程度的變化和趨勢高度相似。
附圖說明了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態度的確有兩極化的趨向，但該些數字本身不能直接證明兩極化的原因。近年有不少傳播學者討論新媒體會否導致民意兩極化，原因是在互聯網上，媒體渠道分散，而且大部分新興的網媒都有清晰的政治立場，不太講究客觀中立。於是，在新媒體環境中，民眾更容易選擇性地接收資訊，甚至將自己置身於「迴音廊」內，聽不見不同的聲音。結果是既有的意見被強化，雙方愈走愈遠。在香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也許也有這方面的影響，但那需要更多研究材料和篇幅作分析。
不過，附圖顯示民意兩極化的趨勢是在2012年開始才變得明顯。所以，新媒體的發展就算有影響，也應該不是近年民意兩極化的主因。相比之下，近年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應對民意的方式更可能是導致民意兩極化更重要的因素。過去幾年，由發展局長陳茂波醜聞纏身但仍拒絕下台，到港視發牌爭議，再到雨傘運動和政制改革，特區政府多次在面對極大反對聲音或民憤爆發時不作任何讓步，在過程中甚至無視或扭曲既有制度的原則和規範，如將會議的保密原則理解為不需要向大眾提供決定背後的任何理據。廣義的建制力量則配合在社會上進行反動員。本來，社會上有動員和反動員是正常的，但負責建制反動員的領袖和參與者質素不高，其言論和行徑有時甚至會違反基本事實和常識。當然，就算是反智的反動員，仍然可以起鞏固支持者的作用，但同時也必定會引發對方更大程度的憤慨，甚至使對方採取更激烈的行動，整體結果是講事實講道理的空間被扼殺，兩極化程度急升，甚至形成惡性循環。
要完全停止社會繼續各走極端不一定容易，但第一步是什麼，理論上答案應是很簡單的。如果香港的現狀是因「壓迫力愈大，反抗力愈大」而造成的話，那麼政權是否願意改變管治策略，是否願意尊重反對聲音以及接受既有制度和規範的約束，就是能否緩解社會撕裂的關鍵的第一步。
註：該指數的算式為√（(E1+E2)×((E1+E2) -∣E1-E2∣)），其中E1和E2代表兩個極端答案的百分比。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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