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4日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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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今屆巴西世界盃的最大特色，是反對浪潮此起彼落，由教師，到地鐵工人，到其他各行各業的工人，以及學生，紛紛上街示威，抗議政府花費大筆公帑來主辦世界盃，而忽略了改善當地的教育、醫療，和民生。這些反對聲音，未有因世界盃已經開鑼，以及巴西國家隊旗開得勝，而逐漸丟淡，反而繼續一浪接一浪。有人會問，這本來是喜事一宗，每個巴西人本來都應該與有榮焉，亦可刺激當地經濟，為何這些國民卻要讓自己國家在眾目睽睽之下尷尬和丟臉？
「盛事資本主義」（Celebration Capitalism）
近日從網上書店Amazon買了一本新鮮熱辣5月出版的新書，那是由Dave Zirin所撰寫的《Brazil's Dance with the Devil：the World Cup, the Olympics, and the Fight for Democracy》，作者對當中的前因後果，作了詳細和理論化的分析和闡述。
作者稱主辦世界盃和奧運這類所謂舉世盛事，為歌舞昇平的「盛事資本主義」（Celebration Capitalism）。要深入了解這種說法的含義，我們且進一步從更早的說起。
世界盃被利用作政治野心家的宣傳工具，可謂由來已久。獨裁者過往會以戰爭、打勝仗和帝國擴張，作為成果，來合理化自己向民眾實施高壓統治。但戰爭的代價往往太大，也有打敗仗政權因而被推翻的風險，於是獨裁者又有其他手法，例如以體育運動的桂冠來作炫耀，以此作為政治宣傳，誇耀個人獨裁、鐵腕統治，以及鎮壓異己，可以換來民族崛起和振興國家。
世界盃過往曾被政治野心家利用作宣傳
例如，二次大戰前夕，大獨裁者希特勒以1936年柏林奧運會，來為其納粹政權作政治宣傳，塗脂抹粉，同一時間，另一個獨裁者墨索里尼，則用世界盃。
作者在書中引用了2013年4月在瑞士蘇黎世舉辦的一個有關世界盃的學術研討會，「The Relevance and Impact of World Cups, 1930-2010」，當中由Marco Impiglia所發表的論文《Mussolini and the 1934 FIFA World Cup》，內裏所作的考據，來剖析墨索里尼與世界盃的關係。
他說墨索里尼本來根本不喜歡足球，但卻認識到它作為政治宣傳工具的潛質，可以幫他打造一個在其治下，一個「新意大利」業已誕生的神話，於是爭取主辦1934年第二屆的世界盃。結果該屆世界盃中出現了很多有問題的裁決，讓意大利佔盡便宜，該文論證很多這些「黑哨」，都與墨索里尼對球證所作的恫嚇和威脅有關。
1938年，意大利再次打進決賽，在決賽之前，國家隊收到墨索里尼寄來的電報，上面只有寥寥數字，那就是：「勝利或死亡。」結果，意大利再次贏得世界盃，在回國之後，國家隊穿著軍服步操，讓墨索里尼檢閱。
從意大利到阿根廷世界盃
到了60年代，巴西由軍政府實施獨裁統治，獨裁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依賴的就是經濟增長，以及在足球場上屢創佳績所維繫的愛國主義。1969年梅迪奇將軍（General Medici）上台，他旋即把足球與國家的宣傳機器結合，他常常在法林明高（Flamengo）球會的比賽中露面，當然更不會放過世界盃這個難得場合，甚至出手干預國家隊的球員名單。
這位將軍更拉攏了國家足球英雄比利（Pele），成了他的最佳宣傳工具，這位球王不單止其肖像被印刷成海報，以其飛身頭槌入球姿勢，配以「如今無人再能阻擋這個國家」作為口號，鼓動民族情緒和自我感覺良好，比利更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在巴西沒有任何獨裁統治，巴西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一塊快樂的土地，我們都是自由的人民。」
之後另一著名例子，那就是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盃。當時主辦國阿根廷要在分組賽中贏秘魯3球以上，才可以壓倒巴西，殺入決賽。結果，那場比賽出現了6﹕0的「神奇賽果」，讓舉世嘩然，成了世界盃史上的一大懸案。到了2012年，秘魯前參議員Genaro Ledesma在法院中宣誓作供，說當日其實兩國政府是有着枱底秘密協議，如果秘魯不輸足夠的球讓阿根廷壓倒巴西晉級，那麼阿根廷政府也不會幫秘魯政府去打壓其政敵和反對派。Ledesma在作供時說，當時阿根廷的獨裁者魏地拉將軍（General Jorge Videla），「需要贏得世界盃來洗刷阿根廷在國際社會中的污名」。
結果，魏地拉將軍終於如願以償，阿根廷贏得世界盃，之後，他就像1970年贏得世界盃後的巴西獨裁者梅迪奇將軍一樣，以贏波功臣作為其大選「王牌」，甚至印在選舉海報之上，照辦煮碗，所不同的是，當日梅迪奇將軍利用的是巴西球王比利，今回魏地拉將軍利用的就變成阿根廷新的球王，「轟炸機」甘巴斯。
巴西前總統盧拉的政治傳奇
30年後，世界已經進步，世界盃再不可以為一個獨裁將軍的統治背書，鳴鑼開道，但卻可以換個新的形式，借屍還魂。且看巴西的世界盃和奧運的童話故事。
3年前卸任的巴西前總統盧拉，不單是巴西也是世界上的一個政治傳奇，卸任時的民調支持度達到八九成，舉世無人能及。
他是工會領袖出身，後來成立過全國性工會聯合會，以及工人黨。經3次競選失敗後，於2002年當選總統。上台後他便要面對一個貧窮、高通脹、揹上龐大外債的爛攤子，他的救亡對策是打倒昨日之我，與昔日的抗爭對象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修好和合作，接受後者加息和削減公共開支的要求，以換取他們的貸款和財政援助，成了IMF和《經濟學人》雜誌眼中的乖總統，但卻背叛了他眾多昔日的政治和工會盟友，與智利左翼總統查維斯相比，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但幸運地，這時巴西的經濟卻有了起色，經濟和貨幣開始穩定下來，出口強勁增長，外債銳減。這時，盧拉藉着政府收入增加，推動了一些溫和的均富政策，例如有名的「家庭現金津貼計劃」（Bolsa Familia），以及提升最低工資，這讓數以百萬計的人脫貧。再加上在巴西近岸發現了石油和天然氣，讓其經濟進一步受惠。於是在此種種之下，再加上經歷了幾十年的軍人統治和社會動盪之後，人心思靜，巴西於是在盧拉的治下，享受了10年的所謂「黃金歲月」。
以世界盃和奧運來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作頌歌
但問題是在這「黃金十年」，盧拉並沒有藉機深化民主和法治的改革，國家貪污依舊十分嚴重，官員陸續鬧出貪污醜聞。此外，除了派錢之外，盧拉亦沒有改革醫療、教育等社會制度，讓政府的改革表現與人民的期望落差愈來愈大。
但同一時候，沉醉於虛幻的經濟繁榮，以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經濟學下的資本主義盛世，盧拉反而想透過同時申辦世界盃和奧運兩大盛事，來為其所謂「盧拉盛世」譜寫一曲頌歌，向全世界宣布其「大社會小政府」市場化改革的成功，巴西已經不單是一個足球巨人，亦都已經「大國崛起」。
而舉世的資本主義媒體，例如《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又進一步為巴西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進一步推波助瀾，《經濟學人》更以「巴西起飛」（Brazil Takes Off）作為封面故事，為此加油添醬炒作。
「新自由主義」下的盛世只是築在浮沙之上
但過去3年，隨着盧拉這樣的政治強人步下舞台，指定承繼人羅塞夫又魅力有所不及，而更根本的是，隨着經濟逆轉，才發現「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下的經濟繁榮只是築在浮沙之上，沒有深化民主、法治、社會、福利改革，讓在繁華退潮下，暴露出原來體制上的千瘡百孔，例如興建球場和基建導致拆遷，貧民流離失所，但貪腐官員卻把賠償中飽私囊，官商勾結讓國家投入的巨大資源遭瓜分，而同一時間民眾卻苦於百物騰貴，生活艱難。
這些都顯示，為資本主義歌舞昇平的所謂盛事，不能取代真正的改革。
而對巴西來說，更大的問題是世界盃只是序幕，兩年之後還有奧運，於是一場因盛事所造成的社會撕裂，不會在這兩個月後因世界盃閉幕而結束，反而會成了未來兩年一直揮之不去的夢魘。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盛事資本主義」（Celebration Capitalism）
近日從網上書店Amazon買了一本新鮮熱辣5月出版的新書，那是由Dave Zirin所撰寫的《Brazil's Dance with the Devil：the World Cup, the Olympics, and the Fight for Democracy》，作者對當中的前因後果，作了詳細和理論化的分析和闡述。
作者稱主辦世界盃和奧運這類所謂舉世盛事，為歌舞昇平的「盛事資本主義」（Celebration Capitalism）。要深入了解這種說法的含義，我們且進一步從更早的說起。
世界盃被利用作政治野心家的宣傳工具，可謂由來已久。獨裁者過往會以戰爭、打勝仗和帝國擴張，作為成果，來合理化自己向民眾實施高壓統治。但戰爭的代價往往太大，也有打敗仗政權因而被推翻的風險，於是獨裁者又有其他手法，例如以體育運動的桂冠來作炫耀，以此作為政治宣傳，誇耀個人獨裁、鐵腕統治，以及鎮壓異己，可以換來民族崛起和振興國家。
世界盃過往曾被政治野心家利用作宣傳
例如，二次大戰前夕，大獨裁者希特勒以1936年柏林奧運會，來為其納粹政權作政治宣傳，塗脂抹粉，同一時間，另一個獨裁者墨索里尼，則用世界盃。
作者在書中引用了2013年4月在瑞士蘇黎世舉辦的一個有關世界盃的學術研討會，「The Relevance and Impact of World Cups, 1930-2010」，當中由Marco Impiglia所發表的論文《Mussolini and the 1934 FIFA World Cup》，內裏所作的考據，來剖析墨索里尼與世界盃的關係。
他說墨索里尼本來根本不喜歡足球，但卻認識到它作為政治宣傳工具的潛質，可以幫他打造一個在其治下，一個「新意大利」業已誕生的神話，於是爭取主辦1934年第二屆的世界盃。結果該屆世界盃中出現了很多有問題的裁決，讓意大利佔盡便宜，該文論證很多這些「黑哨」，都與墨索里尼對球證所作的恫嚇和威脅有關。
1938年，意大利再次打進決賽，在決賽之前，國家隊收到墨索里尼寄來的電報，上面只有寥寥數字，那就是：「勝利或死亡。」結果，意大利再次贏得世界盃，在回國之後，國家隊穿著軍服步操，讓墨索里尼檢閱。
從意大利到阿根廷世界盃
到了60年代，巴西由軍政府實施獨裁統治，獨裁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依賴的就是經濟增長，以及在足球場上屢創佳績所維繫的愛國主義。1969年梅迪奇將軍（General Medici）上台，他旋即把足球與國家的宣傳機器結合，他常常在法林明高（Flamengo）球會的比賽中露面，當然更不會放過世界盃這個難得場合，甚至出手干預國家隊的球員名單。
這位將軍更拉攏了國家足球英雄比利（Pele），成了他的最佳宣傳工具，這位球王不單止其肖像被印刷成海報，以其飛身頭槌入球姿勢，配以「如今無人再能阻擋這個國家」作為口號，鼓動民族情緒和自我感覺良好，比利更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在巴西沒有任何獨裁統治，巴西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一塊快樂的土地，我們都是自由的人民。」
之後另一著名例子，那就是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盃。當時主辦國阿根廷要在分組賽中贏秘魯3球以上，才可以壓倒巴西，殺入決賽。結果，那場比賽出現了6﹕0的「神奇賽果」，讓舉世嘩然，成了世界盃史上的一大懸案。到了2012年，秘魯前參議員Genaro Ledesma在法院中宣誓作供，說當日其實兩國政府是有着枱底秘密協議，如果秘魯不輸足夠的球讓阿根廷壓倒巴西晉級，那麼阿根廷政府也不會幫秘魯政府去打壓其政敵和反對派。Ledesma在作供時說，當時阿根廷的獨裁者魏地拉將軍（General Jorge Videla），「需要贏得世界盃來洗刷阿根廷在國際社會中的污名」。
結果，魏地拉將軍終於如願以償，阿根廷贏得世界盃，之後，他就像1970年贏得世界盃後的巴西獨裁者梅迪奇將軍一樣，以贏波功臣作為其大選「王牌」，甚至印在選舉海報之上，照辦煮碗，所不同的是，當日梅迪奇將軍利用的是巴西球王比利，今回魏地拉將軍利用的就變成阿根廷新的球王，「轟炸機」甘巴斯。
巴西前總統盧拉的政治傳奇
30年後，世界已經進步，世界盃再不可以為一個獨裁將軍的統治背書，鳴鑼開道，但卻可以換個新的形式，借屍還魂。且看巴西的世界盃和奧運的童話故事。
3年前卸任的巴西前總統盧拉，不單是巴西也是世界上的一個政治傳奇，卸任時的民調支持度達到八九成，舉世無人能及。
他是工會領袖出身，後來成立過全國性工會聯合會，以及工人黨。經3次競選失敗後，於2002年當選總統。上台後他便要面對一個貧窮、高通脹、揹上龐大外債的爛攤子，他的救亡對策是打倒昨日之我，與昔日的抗爭對象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修好和合作，接受後者加息和削減公共開支的要求，以換取他們的貸款和財政援助，成了IMF和《經濟學人》雜誌眼中的乖總統，但卻背叛了他眾多昔日的政治和工會盟友，與智利左翼總統查維斯相比，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但幸運地，這時巴西的經濟卻有了起色，經濟和貨幣開始穩定下來，出口強勁增長，外債銳減。這時，盧拉藉着政府收入增加，推動了一些溫和的均富政策，例如有名的「家庭現金津貼計劃」（Bolsa Familia），以及提升最低工資，這讓數以百萬計的人脫貧。再加上在巴西近岸發現了石油和天然氣，讓其經濟進一步受惠。於是在此種種之下，再加上經歷了幾十年的軍人統治和社會動盪之後，人心思靜，巴西於是在盧拉的治下，享受了10年的所謂「黃金歲月」。
以世界盃和奧運來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作頌歌
但問題是在這「黃金十年」，盧拉並沒有藉機深化民主和法治的改革，國家貪污依舊十分嚴重，官員陸續鬧出貪污醜聞。此外，除了派錢之外，盧拉亦沒有改革醫療、教育等社會制度，讓政府的改革表現與人民的期望落差愈來愈大。
但同一時候，沉醉於虛幻的經濟繁榮，以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經濟學下的資本主義盛世，盧拉反而想透過同時申辦世界盃和奧運兩大盛事，來為其所謂「盧拉盛世」譜寫一曲頌歌，向全世界宣布其「大社會小政府」市場化改革的成功，巴西已經不單是一個足球巨人，亦都已經「大國崛起」。
而舉世的資本主義媒體，例如《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又進一步為巴西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進一步推波助瀾，《經濟學人》更以「巴西起飛」（Brazil Takes Off）作為封面故事，為此加油添醬炒作。
「新自由主義」下的盛世只是築在浮沙之上
但過去3年，隨着盧拉這樣的政治強人步下舞台，指定承繼人羅塞夫又魅力有所不及，而更根本的是，隨着經濟逆轉，才發現「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下的經濟繁榮只是築在浮沙之上，沒有深化民主、法治、社會、福利改革，讓在繁華退潮下，暴露出原來體制上的千瘡百孔，例如興建球場和基建導致拆遷，貧民流離失所，但貪腐官員卻把賠償中飽私囊，官商勾結讓國家投入的巨大資源遭瓜分，而同一時間民眾卻苦於百物騰貴，生活艱難。
這些都顯示，為資本主義歌舞昇平的所謂盛事，不能取代真正的改革。
而對巴西來說，更大的問題是世界盃只是序幕，兩年之後還有奧運，於是一場因盛事所造成的社會撕裂，不會在這兩個月後因世界盃閉幕而結束，反而會成了未來兩年一直揮之不去的夢魘。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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